文｜小谭

编辑｜珍妮

我站在售货机的这头，满头大汗地，放慢速度重复着这个发音，“nib”。

售货员是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黑人女性，她困惑地看着我指手画脚地朝她笔画。

“N-I-B，”我像被老师点名的小孩一样，麻木地将这三个字母挨个念出来。

售货员大妈的表情从迷茫变得松弛，她指着角落的一个售货架，“there。” 她长舒一气，似乎终于摆脱掉一个累赘。

我双手抱着一盒笔尖，在纽约错综复杂的街道里穿行着。

我似乎天生就无法准确辨别N和L的发音。

八岁的时候，父亲一挥手，我们一家便告别了生活了数年的广州，搬到了北京。上学的第一天，我坐在角落，听着班上其他北京小孩叽叽喳喳地用流利的儿化音聊着暑假的新鲜事。

“安静些，” 班主任终于走进了教室。我松了一口气。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他是从广州来的，班主任一板一眼地介绍着我。我分明听见讲台下爆发的窃窃私语。

“安静些！” 班主任用力地敲了黑板两下，不耐烦地大声嚷嚷，罗小洛，怎这么贫呢？贫？当我还在琢磨这个词语意思的时候，罗小洛已经朝我大笑，“你从广州来的话，你会说粤语吗。” 他露出洁白的牙齿，挑衅地问我。

“我不会。”我低着头，生怕自己的目光与他人有所接触。

“你不会说粤语，怎么能叫广州人？”罗小洛大笑。我感到一阵窘迫，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班主任这时解救了我，“站后面去，罗小洛。” 我在北京上学的第一天便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下开始了。”

某一天，发课间餐牛奶的时候，罗小洛是值班员，他挑着眉毛，语气轻蔑问我，“你要草莓牛奶还是巧克力的？”

“草莓流lǎi。”

罗小洛肩膀突然抖了一下，嘴角控制不住地向上抽动，仿佛发现了什么足以让他得意半天的乐子。

“你再说一遍？”

“草莓流lǎi。”这下全班都听见了。罗小洛大叫，“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个广州来的家伙不会说牛奶。”

我在座椅上，伸出手想要抓住属于我的牛奶。罗小洛手往后一背，“说对了就给你。”

我不知所措，跑出了教室。从小到大，母亲从未纠正过我的发音。我四五岁在老家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背下王维的千古名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时候，祖父还笑着塞给我一颗牛奶糖，“我的孙子现在是全家普通话最标准的人了。”他用着夹杂着安仁话的口音，笨拙地告诉所有人。

我才发觉，原来我一直认不清N和L的发音。南国不念兰国。当罗小洛戳穿了我这个路人皆知的秘密后，语文课便成为了折磨。

“流连忘返。” 语文老师对着我说。

我从座椅上站起来，一遍遍摇头晃脑地念着课本上的生词。我怎么以前从未注意到，每当我读完那些词语时，语文老师都会微微皱着眉头，但她没说什么，让我坐下了。

唯有写作文的时候是我唯一快乐的时候。写作文不需要注音，那是我真正感受到文字生命的时刻。我在五毛钱一本的作文册子上写着幻想中的小说，那些故事大多是关于美国，这个我只在电影和父亲给我看的奥巴马演讲里见过的国家。

我依稀记得外教课，一个白人老头站在讲台的正中间在投影仪上播放走遍美国。那个开头我看了不下五遍，就是一群白人来纽约旅游，站在自由女神像面前笑盈盈的。那便是我对于美国的最初的印象。

那时候阿凡达刚上映，整个中国被浸泡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下所勾勒出的潘多拉星的美丽幻影中。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卡梅隆是谁。父母在碟片市场买来泰坦尼克号在电视上看，我就看见里面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嘤嘤呀呀地晃来晃去。那时候我不过八九岁，我懂啥啊，我什么都不懂。结尾席琳迪翁唱我心永恒的时候父母抱在一起感动流泪，告诉我这便是爱情。我听着她用厚实的女高音一遍一遍重复着my heart will go on，想着这便是美国人的爱情。

大约因此，我对于美国的印象仅限于这个模糊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概念。父亲告诉我这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那时候我并不理解言论自由的意思，粗浅地以为美国人不会嘲笑我的口音，这便是言论自由的意思。

“你教我粤语吧，妈妈说暑假要带我去香港旅游。”坐我后排的女孩有一天问我，她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头发卷卷的，绕过粉嫩的耳朵，垂在下颌处。

“我说过了，我不会广东话。”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跟别人解释这件事了。

“你不是广州人吗？” 女孩用她瞪得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我的老家不是广州，我的老家在安仁。” 我解释道。

“安仁？”女孩望着我，那眼神仿佛打量着一个陌生的外乡人。

“对，安仁，那里的人们养鸡养猪。冬天的时候可冷了，我们都要烧水洗澡。”

“烧水洗澡，你们为什么不用热水器呢？” 女孩用她稚嫩的声音问我。那声音很轻，却像一把剪刀毫不留情地将我划开一道口子，使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我顿时为我的愚蠢感到懊恼。我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事呢？我为什么要告诉她我的故乡只是湖南边陲的一个贫穷的小镇呢。

但我要感谢那个女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我分辨不清N和L的事实找到了一个借口。我来自安仁，那里的人说话都有口音，所以我也有口音。

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回到北京见到我阔别多年的小学同学罗小洛的时候，他仍用那戏谑性的语气，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管你叫谭牛奶吗。” 谭牛奶，这个外号像颗肿瘤一样寄生在我的身上。

十二岁那年，我在北京连考六个补习班，到头来非但一个都没考上，还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上了两次手术台。当母亲用她颤抖的双手签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她终于坚定地告诉父亲，“这北京我们不待了！” 母亲始终固执地认为是北京的雾霾害我染上了这个痨症。

于是在一三年的暑假，我们一家人大大小小打包了十几个箱子，又回到了我长大的城市，广州。

在初中的课堂里，语文老师陈川城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故乡。陈川城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你从哪来？”

班上的同学大多都是广州本地人，他们像报菜名一样列举着诸多我从未听过的地名。

“北京。”我机械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我隔壁的同学开始操着一口地道的广东话跟前座讲小话，我听见他们轻轻地说，“睇，北京嚟嘅。”

历史课上，老师播放着人类起源。当视频里中央电视台那充满正义感的旁白讲起我们的祖先来自于北京猿人的时候，课堂上哄堂大笑，“我们这就有个北京人，北京猿人！”

于是我的外号便从谭牛奶变成了北京人。这似乎是件好事，因为北京人听上去并不那么刺耳。但我并不喜欢这个外号，这还不如谭牛奶呢，谭牛奶至少是一部分的我，但北京人不是，我不是北京人，我可以是广州人，可以是湖南人或是安仁人，但我不是北京人。

我的作文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作文上批着一个大大的“好”字。最高分，陈川城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这么对我说的。

那是一篇讲述安仁的故事，文章里我描述着外祖母如何用她用泥土在窑中烤制烧鸡。当陈川城在全班面前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开始窃笑，就像四年前在北京的课堂上一样，“你不是北京人吗。”

有一天在课堂上，语文老师讲海子的诗。我第一次听到他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内心洋溢出一股由内而外的憧憬。我高举着双手，想要朗读这首诗。

“面朝大海，春‘卵’花开。”当我读出第一个字的时候，我便后悔了。我已经预知到了这件事的结局。起初班上的同学只是小声交谈，随即开始爆发成一个不可控的局面。吴裴用力地捶着桌面，“luan，luan。”因为这件事，吴裴是我初中最讨厌的人。

吴裴转过头对我说，“你不是北京人吗？他们说北京人说话可标准了。你怎么说不清话？” 我听见空气里他语气中的挑衅。

可是我不是北京人啊，我不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是北京人呢？我几乎是要尖叫地喊出声来。

直到陈川城将课本重重地撞击三下，课堂才安静下来。事后，陈川城将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卷子，让我当场做。我打开一看，满满的全是语音题。初中以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语音题。前鼻音、后鼻音，这些名词对我来讲像是紧箍咒一样。老师在评讲试卷时提高音量强调的送分题，我从来没有完全正确过。

我花了十分钟忐忑不安地做完了卷子。陈川城接过卷子，微微地皱起眉头，过了许久，他平静地告诉我，“你以后遇到这些题，你就把它们都背下来，你分辨不清，就背下来，背下来就会做了。”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疯狂地点头。至此以后，我便没有再在语音题上丢过分。

直到今日，我仍无法准确地分辨N和L的发音。在美国生活的五年，无数次我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排练“news，laundry，nap ...” 这些生活中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单词，我害怕聊天时对方困惑的眼神，像是十二年前课堂上的同学一样。

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来，不免觉得有些好笑。“这算是什么事呢？” 我的好朋友胡佳听完我讲述这些故事时，轻描淡写地笑道。我感到一阵愤怒，可随后就被一阵怅然若失的情感所包围。是啊，这算是什么事呢？“我昨天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个声音这样告诉我，告诉我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我最后这么对胡佳说，“这些事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我始终觉得，倘若我还有一天在写作的话，我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某日，我在手机的输入端从ning这个发音里找了无数遍，才发现伶人这个读音并没有鼻音。这让我时常觉得，我们还在纸上写字的时候，文字是自由的。

写作手记

十八岁以前的大多数写作，是写给老师，写给考试，写给应试教育的。直到大学以后才开始通过写作来思考自我。与父母的矛盾是大多数东亚小孩一生必须要经历的成长的阵痛的过程，许多事情回过来想，发现和解总在许多年后。

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

12月16号-29号，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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