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因在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阐释中国文化大获成功，在美国被誉为“中国哲学家”。当时中国正值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之际，林语堂希望在美国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为中国做宣传，成为民间的独立发言人。
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从林语堂在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题目，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中国”在抗战：《哲理性中国面临军事化日本》（《纽约时报》，1936年12月27日），《北平沦陷中国灵魂不死》（《纽约时报》，1937年8月15日），《中国四城记》（《纽约时报》，1937年10月3日），《天堂遭毁》（《亚洲》杂志，1938年6月）。另外，林语堂从散文家变成了小说家，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和《风声鹤唳》，用艺术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但小说并不是直接描述战争本身，而是着重描绘战争的现代历史背景，用长达八百多页的巨幅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图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至当下抗战，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通过姚家和曾家的兴衰起伏，衬托出中国从一个“文明”到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从哲理上阐释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京华烟云》则以小说形式具体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也是一部战时小说，创作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时。林语堂的策略是重点描述战争爆发的背景，强调新旧文化的现代转型，以调和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战争场面之间的紧张。
“按我自己的想法，写这部小说就像在一个巨大的画板上画画……我是以《红楼梦》作为我的模板。《红楼梦》有取之不尽的灵感。”林语堂曾对华尔希和赛珍珠如此解释。林语堂喜欢“直叙讲故事”的叙事模式，有如托尔斯泰和曹雪芹的叙事风格，作者无须加很多旁白和评论：“中国文学传统强调‘微言大义’，话不说尽，不说满，留有想象空间，这样评论者得以施展手脚，还原作者的意图。这也叫‘太史公笔法’。”和以前一样，出版商总是喜欢把小说说成“纯正的中国货”来推销，无论是其叙述风格、情节设计、人物刻画，都是模仿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庄台的推销策略也得到《纽约时报》书评者的回应：“这的确是一本纯中国式的小说——中国色彩如此醇正，读起来好像是读翻译一样。赛珍珠已经指出……（小说叙述的）瞬息京华……映照出几千年经久不变的文化积淀。”如果这种评语读起来有点东方主义的味道，出版商的导读肯定有一定效果。
庄台公司有一份宣传单，把小说“序言”最后一句着重注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也就是当代中国男男女女……如何适应现实生活环境，其死活存亡，听天由命去罢。”宣传单解释道：“最后一句话可以解释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知足天命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木兰愿意嫁给新亚。”也有其他评论者看到小说的主题是体现中国的现代转型，比如《纽约时报》的汤姆逊写道：“《京华烟云》是由身临其境的人对转型中的中国的实录，它是一个报道，而不是解释，因为林先生没有刻意去评价是非对错。”
《京华烟云》和《红楼梦》有一点很相似：林语堂塑造了一群多姿多彩的女性人物——从比较传统的“淑女”到较为现代的“女兵”形象，济济一堂，应有尽有。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如何着重描绘中国现代性的转型，以及如何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相结合的叙述策略。
《京华烟云》要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进程画一幅多视角的全景图，“既非崇尚旧的生活方式，也不为新的生活方式辩护”。这幅全景图中最主要的亮点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妇女生活面面观。林语堂塑造的女性人物丰富多彩，个性鲜明，都是大时代变迁中有血有肉的角色。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当然，林语堂着意塑造的理想型现代女性则是女主角木兰。
我们可以看到，女兵型黛云和贞女型曼娘在小说中的形象都比较正面，值得同情和理解。黛云出身于官宦人家，但她坚定地走上了反叛之路，公然谴责自己的家庭腐败、“封建”。她“说话声音粗犷，一点都不像女孩子，剪了个短发，穿一件白夹克衫，黑色的短裙刚刚只遮到膝盖”。但她代表年轻中国的朝气和活力，最终她加入了“陕北”的抗日游击队。林语堂写道：“那是一群勇敢的、爱国的年轻人，物质环境越恶劣，他们的意志越坚强，他们乐观和英勇的气概坚不可摧。”
同时，作者对曼娘也是充满同情。曼娘的“贞洁”具有双重的悲剧意义，她的婚姻是传统的“冲喜”习俗的牺牲品，婚后不久丈夫便去世。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用一位贞洁寡妇来代表古典女性，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旧的秩序无可避免地即将消逝。但曼娘并不是旧传统的牺牲品，可怜兮兮，一筹莫展，像个活死人一样。林语堂塑造曼娘的形象并不是要用它来谴责整个传统文化。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
“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
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
“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好了，曼娘把话说了！
抗战一打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小说中曼娘的死正是这种牺牲的悲壮象征。惨遭日本兵蹂躏奸污之后，曼娘上吊自尽：“她的身体从来没被男人的眼睛看过，如今半裸着吊在那儿。”
《京华烟云》女性人物各种各样，但林语堂心目中现代女性的典范当然是他精心塑造的女主角木兰。其实，林语堂的手稿就被命名为“木兰”。把小说女主角命名为“木兰”当然是有涵义的：
木兰是中国的圣女贞德，中国古代有一首著名的诗专讲木兰的故事，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十二年未被发现，回家后重新换上女儿装，孝敬父母。
1987版《京华烟云》，赵雅芝饰演姚木兰
抗战时期花木兰的传奇以多种艺术形式重新得到关注，林语堂重提花木兰传奇当然也是受当时抗战环境影响，但同时他要通过木兰的形象塑造来说明中国现代性中妇女解放这一主题。对林语堂来说，木兰并不一定要亲自上前线打仗，才能体现她的“尚武精神”，只要个性鲜明，一样可以是一个“女战士”。
木兰是新、旧的综合体，既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女人”，或曰“女性战士”。童年时她性格就很活泼，不是一个“乖乖女”。信奉道家思想的父亲要把她培养成一个“新女性”，不缠足，上新式学堂。一双天足让她踏上远离家乡的求学之途，上了一家新开的女子学院，但木兰还不满足，她幻想自己是个男孩，因为男孩“什么便宜都占了”。她的想法像个男孩，她对妹妹莫愁说“长相根本不重要”；她的行为举止也像个男孩，和男孩一起玩爬树，摔下来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还有三样爱好：吹口哨、唱京剧、玩古玩——都不是淑女该有的品味。她做新娘也不是羞羞答答、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在婚礼上公然和闹新房的宾客斗智斗勇，说说笑笑。婚后也不是一个宅家媳妇，经常要出外郊游，以致她丈人觉得这个媳妇多少有点轻率，不够体面。
但另一方面，木兰是个很有修养、知书达理的女性。在林语堂看来，理想的现代女性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个性是通过扮演家庭和社会的不同角色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木兰的个性体现在做好女儿、姐姐、妻子、媳妇，当然最主要的是做好母亲的角色。而要做好不同角色，木兰作出了许多自我牺牲。这种自我牺牲也许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比如刚做新娘的木兰主动要把自己的金表送给婆婆，从而表现出“礼让的风格”。
但自我牺牲也可能导致终生遗憾，比如木兰不和妹妹争抢共同心仪的恋人，只能把对立夫的爱深深埋在心里。自我牺牲也可以是用来自娱的一个念头，比如木兰要把自己的贴身佣人嫁给自己的丈夫做妾，因为她“特别仗义，热衷交友”，也能欣赏“其他女人的美”，而且觉得“妻没有妾，就像鲜花没有绿叶一样”。木兰的个性在中国现代转型的阵痛中逐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了木兰最后的终极自我牺牲作铺垫：把她的独子送上战场为国而战。
当木兰意识到国难当头，她的独子亦不能置身度外时，她久久发呆，不出一声，但最终毅然同意儿子征兵出战。正是这样一个平常又勇敢的行为，木兰的个性达致完美的境界：“人生的秋季”。在此意义上，木兰代表了林语堂所谓的“理想女性”——充满智慧、温柔而坚定的母亲形象。小说结尾写道，木兰加入大迁移的人群，两天内领养了四个孩子，一路走来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林语堂要表达的意思应该很明确了：如果日本人要想征服中国，他们的刺刀首先得压垮这种母性精气神。
1941年5月初，林语堂和《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冯·盖尔德作了一次访谈，讲到自己正准备去佛蒙特州，找“一个没有电的小木屋”，在那儿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要写当下中国的实况，这个国家面临极其残酷的环境，可就是打不败，而且还越来越坚强。别以为日本没有尽力。他们一次又一次从北向南围剿重庆。每一次我们都是让他们长驱直入，然后掐断他们的供应链，他们便不得不无功而返。每一次我们都有反围剿歼敌，消耗他们的兵力，破坏他们的供给。”
《风声鹤唳：一部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小说》于1941年底出版，又登上畅销书榜，虽然其轰动效应要比前几本书逊色许多。《京华烟云》给现代中国勾勒出一幅巨画，横跨四十年，而《风声鹤唳》的故事情节定在全面抗战的头两年，即1937至1938年。虽然副标题明确表明这是一部战时小说，但整个小说情节围绕一个三角爱情故事展开：女主人公梅玲，“战火风雨中的一片叶子”（英文书名直译），和她的情人博雅，以及老彭。有评论指出：用悠闲的笔调来写一部浪漫小说，背景却是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战争环境，这个难度可不小；小说中三个人物形象似乎都不够丰满。尽管如此，大多数评论都看懂了林语堂所要表达的信息：爱好和平的中国正在勇敢地拼命抵抗野蛮的日本。
“说这本书不是林语堂最好的书，也许都没什么意思，因为对林语堂崇拜者来说，林语堂的书没有哪一本是‘较差的’。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林语堂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种族大屠杀。”美国一份报纸的书评如是说，用了英文holocaust（大屠杀）一词来界定林语堂小说中所揭示的日军犯下的暴行。确实，《风声鹤唳》今天读来有其文学历史价值：这部小说第一次记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语堂指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的原因并非战场上的恐怖（诸如空袭炸弹或枪林弹雨），而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林语堂进而把日军的大屠杀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张献忠四川大屠杀相比拟。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使整个四川白骨遍野，人口大规模锐减。林语堂评介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和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有得一比，都极其疯狂，极其变态，不过有一点不同：张献忠“没有一边屠杀老百姓，一边还嚷着要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清楚知道自己会被别人杀掉”。
林语堂断定，正是由于日军这种残暴兽性，日本想征服中国注定要失败，因为你想要征服的人民蔑视你，你怎么征服。相反，中华民族越战越勇，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小说有一段描写，日军飞机轰炸汉口以后，宋美龄“身穿一件蓝色短毛衣和一件黑色长衫，毛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出现在人群之中，安慰遭轰炸的平民，鼓励人们的士气：
“你看，蒋主席夫人亲自来看我们老百姓了。”一位农人乐呵呵地笑道，“嗬，有这样的政府，谁不愿意拼死到底？”
“现代女性还真不错。”另一位路人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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