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了解，值得了解：破译湘西的神秘

撰文/向成国

摄影/卓雅

支持/中国摄影报 凤凰国际摄影双年展组委会

湘西本是个地域概念，但最早是作为行政概念出现的：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设湘西县，治所在今株洲南，隋改名衡山县。此后的一千六百多年间，“湘西”这一称谓再也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湘西”，最先出现在1913年。是年8月，湖南设湘南、零陵、长岳、常澧、湘西五镇守使，袁世凯任命田应诏为湘西镇守使，使署驻凤凰厅域。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省、道、县的行政设置，对清王朝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去府、厅而存道、县，湖南省调整为湘江道、衡阳道、辰沅道三道。辰沅道初置凤凰，民国五年移治芷江，辖沅陵、芷江、靖县、晃县、辰溪、溆浦、保靖、龙山、桑植、古丈、乾城、凤凰、永绥、大庸、桃源、石门、慈利等县。于是依道的治理方位，也就有了“湘西”地理方位。此后“湘西”一词便频频出现。1917年9月护法战争中，张学济宣布成立湘西护法军（第一军），接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将他所统领的所有绿营兵、屯务兵改称护法军，组建湘西护法第二军。与此同时，湘西镇守副使周则范在洪江宣布护法独立，组建湘西护法第三军。另有谢重光的第四军、林德轩的第五军也先后成立。1918年7月，护法战争第二阶段期间，湘西护法军向滇黔靖国军靠拢，改称湘西靖国联军。这些军队占领着沅水、澧水流域以及与之相邻的湖北、四川、贵州四省交界之地的广大地区。为统一湘西军政要务，五军长共同商议在沅陵成立“湘西军民两政评议委员会”。评议会成立以后，又成立了“湘西临时众议会”，作为民意咨询机关。从那时起，“湘西”作为“行政”概念就基本形成了。这个行政概念与地域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即“湘西”是指湖南西部沅水流域、澧水流域的广大区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设立了“湘西行政区”，行政公署驻永顺县灵溪镇，辖永顺、会同、沅陵三个专区。这样“湘西”作为行政建制的地域范围就基本定格了。

由此看来，“湘西”应是对湖南省西部，即沅水、澧水流域的泛称。按现行的行政区建制应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和邵阳市西部以及常德市西缘的一部分，地理上均属于武陵山区。

需说明的是，1952年9月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区，首府驻吉首，辖永绥（花垣）、凤凰、乾城、古丈、保靖、泸溪六县。同年12月，永顺、大庸、桑植、龙山4县划归自治区管辖。1955年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上述10县。1981年，吉首改县为市，1985年大庸改县为市。1988年，大庸、桑植析出，与常德慈利县组建成张家界市。现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只有8县市。这是狭义上的湘西。

湘西沅水上游，分布着五大支流，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溪、辰溪”，所以历史上湘西又称五溪，历代统治者常以“武溪蛮”蔑称这一地区。被认为我国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武陵山脉自贵州苗岭分支，由西南向东北延伸，行乌江、沅江两江间，蔓延于沅江、澧水两江间，经常德西境平山止，山脉长420多公里，海拔500～2000多米，平均海拔800米左右。因此这一地区又称武陵山区。武陵山区不仅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一个相对一致的区域。

湘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湘西地形由西南向东北起伏大，山高水险，平地峡谷与高山温差悬殊。这种特点造成湘西植物茂密，珍禽异兽种类繁多，出产极为丰富。湘西山间盆地，河谷平原出产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山间坡地出产红薯、土豆、玉米、荞麦和各种豆类、瓜果蔬菜。各地的桐油、生漆、茶油、茶叶、木材、竹、棕都有很好的出产，这是地上。地下的煤铁也都储量丰富，至于一些特殊稀有金属如锑、砒、银、钨、锰、朱砂等蕴藏量都相当丰富。万年奔流不息的沅水，河中金沙含量很高，千百年来，河中淘金竟成了沅水两岸一部分居民的职业，至今仍延续着。

但一个似乎找不到出路的悖论是，“富源在本地，到处是穷人”，贫穷落后几乎是湘西世世代代的基本社会状态。显然，“地瘠民贫”是一句有理但敷衍的老话。相反，在沈从文看来，湘西的贫穷落后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出于山民强悍的本性，自弃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便形成一种极顽固的排他性。不仅对一切进步的计划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发现有洞庭郡的记载，据考洞庭郡就是楚时的黔中郡，当时的湘西当属洞庭郡。秦统一中国以后，因湘西一带奇山异水、交通不便，又都主要居住着少数民族，秦王朝便采取了比较松散的“羁糜”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任用少数民族的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一定的朝贡义务外，其余一切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行管理。这是中央王朝笼络少数民族使之不生异心而实行的一种地方政策。南宋时期，“羁糜”制发展成为土司制度。土司实际上是“国中国”，它在湘西武陵山区存在八九百年。即使中央王朝更替，由于土司王朝内部有一整套统治管理机制，所以不论外部变迁，能够奇迹般地沿袭下来。这却并不意味着土司王朝内部的平安，相反，由于其“国中国”的性质，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必然与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产生利益方面的实质矛盾，当地方百姓生存受到威胁、忍无可忍时，必揭竿而起，用武力捍卫生存权利。于是，以暴制暴，几乎成了获得生存权利的一个基本法则——战争，曾是历史上湘西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作为流血的政治，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极端化表现。从有史记载以来，湘西经历了数百次规模不同、性质相异的战争的磨难！

封建诸侯、封建帝国的兼并之战。如秦楚黔中之战，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率秦军由陇西入川，增补巴、蜀军十万，大舫船万艘，沿涪水南下，攻打楚国，到前277年，秦昭王派蜀郡守张若率军攻楚，取巫郡（川东、湖北一部）江南等地，楚黔中郡之地基本被秦占领，到前224年，秦灭楚，秦楚之战结束。

征服湘西少数民族的战争。公元前523年，楚平王亲率舟师伐濮，拓土南方，用军事进剿，楚人进入武陵山区，此后湘西并入楚国的势力范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方武陵五溪蛮反抗东汉王朝，开国功臣马援请命南征，率兵四万余众，直捣武陵。遭到武陵蛮族的抵抗，败于沅陵的壶头山下。

农民起义战争。从西汉末年到清中叶乾嘉年间约1800年左右的时间内，湘西共爆发了150多次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平均10多年一次。频繁发生、持续时间长、规模大成为这些农民起义战争的特点。

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乾嘉苗民起义时，清王朝调集了七个省的20多万大军，对湘西苗民义军进行镇压。残酷地实行杀光、烧光的政策。当清兵攻下凤凰天星寨、两头羊等山寨时，屠杀苗民4790多人，天星寨仅有两人得以幸免，原因是到外地走亲戚。

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如护国护法战争。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孙中山在南方发起了护国护法战争，当时，湘西之晃县、芷江、麻阳等地是护国护法战争的主战场，后北军战退到常德以北与南方的护法军对峙了一年多。

军阀混战。民国年间，国内军阀迭起，湘西尤盛。护国、护法运动中的护国、护法军，后形成了湘西靖国联军一、二、三、四、五军，其中田应诏的第一军势力最大。但当时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的周则范拥有相当的实力，对田应诏构成威胁。军阀之间的类似这种摩擦与战争，使湘西战火不断。

湘西的革命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当时要消除战争，似乎只有借助革命战争一途。上世纪30年代的湘西还有另一种战争，即贺龙领导的红军的革命战争，打败了国民党一次次围剿，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并配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长征胜利，后于1936年元月，撤离湘西，转移北上。

反侵略战争。抗战初期，日军企图占领常德，进入湘西，抢夺芷江机场，再西进直逼重庆。尽管日军在常德极其残酷地施以细菌战，最终还是没越过湘西的土地。1945年4～6月雪峰山战役，中国军民获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就是在湘西芷江受降的。

1949～1951年的湘西解放和剿匪斗争，是在湘西土地上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从此，连年的战争在湘西土地上结束，湘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有史记载以来，直到民国，连年战争，连年遭到破坏，从来都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最多也只是在一种自生自灭中演绎着自己的历史。如果单就事实来说，湘西沅水的水上经济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明清以后，水上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然而，连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湘西根本不可能进入自由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贫穷落后的命运也不可能改变。

有自然的厚赐，却走向战争与贫穷的命运，这是湘西的悖论，也是湘西的悲剧。如果说这个层面上对湘西神秘的破译还使我们能够承受，那么在另一个层面上对湘西神秘的破译，也许会把我们带到沈从文先生的那种“隐痛”中，那就是自然与厚赐、战争与贫穷、悖论与悲剧后的人性的强悍与匪患的传奇。

如果说湘西的大江大河，培养了湘西人与天斗、与地斗、与物斗的敢于拼搏的求生精神，那么，湘西人在连年战争中培养出的则是敢与人斗、敢于战胜战争造成的一切灾难的强悍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表现首先是要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捍卫人的生存的尊严和自由，所以不难理解，在动乱年代，湘西出现很多绿林英雄和劫富济贫的山地之王，以及天下出现大乱时，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卫国之士。

不但如此，战争环境还营造了一种军营文化，其中以湘西凤凰最为典型。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移麻阳参将至五寨司（今凤凰县城），凤凰作为湘西军事中心就开始形成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本地人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流血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出路。”

湘西男儿幼时便在各种场合培养自己的勇武精神，十三四岁时，就远离家门入伍过军旅生活，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甚至生死的考验：不幸者，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为满足；幸运者，历经百战，满载军功和荣耀回归故里……他们用血肉导演了无数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壮烈悲剧。抗日战争几年间，仅凤凰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数千男儿。

战争的频繁造成了湘西匪患，“湘西匪多”成了外地人看湘西的一个基本观点。其实，造成“匪患”的情况相当复杂，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湘西匪多”是不符合湘西实际和不负责任的。例如，每次社会动乱之后，都会在民间散留着大量武器，客观上为“匪患”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血肉相刃的境遇里，强者存、弱者亡是普遍规律，成王败寇的社会悲剧一天也没停止过；历代封建王朝的严酷统治，引起湘西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统治者站在自身立场上把这种不满和反抗都视为土匪行为。其实说到底，真正的匪就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百姓大众，常常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求生无门而落草的；湘西帮派势力，特别是势力强大的青洪帮，通过帮会培植自己的势力，掌握武装，落草为匪；大量种植鸦片，也是形成湘西匪祸的原因之一。民国年间，湘西大量种植鸦片，鸦片收入成了当地军阀重要收入来源，而云贵大量烟土外运，湘西是必经的通道，湘西各地口岸都设税关，像洪江等大江码头因抽烟税颇丰，成为湖南、贵州、四川一些地方军阀争夺的中心地，烟毒的泛滥，给地方各种势力换来白花花的银元和扩充势力的枪支弹药，由此带来了湘西政治腐败的加剧，匪盗滋生；此外，湘西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常有流窜犯跨越边境烧杀抢掠，造成边境动乱；临近解放时，国民党部分反动军队败退湘西，收买、控制了大批地方武装，安插了大批特务，兵匪结合，制造了湘西1949～1950年间的匪乱。

历史地分析，湘西的土匪只是极少数，多数都是那个动乱时代成长起来的强悍不屈、自尊自信、敢作敢为、浸透着湘西民族性格的传奇人物。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写松骨峰战斗中的英雄有一半人是湘西男子，源于湘西土匪。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投入了四个师兵力，大部分伤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湘西土匪改编成的，就连《英雄儿女》中王成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形据说也是湘西张家界市的志愿军战士宋海桥。历史发展到今天，对湘西的土匪应有符合历史真实的分析和评价了。

就是在这种充满战争与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湘西社会像沅水那样，日复一日地发展着——“历史是一条河”，沅水不但记载着湘西的战乱，也记载着战乱中的兴隆。

沅水中上游的浦市和洪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小南京”之称。当时洪江的商品货物的交易量和货币流通量在湖南省仅次于省会长沙，全省排第二。里耶一直是酉水河上的商埠重镇，民国年间已发展到辉煌的程度。1911年成立了龙山商会里耶分会，1918年加入上海总商会，并与上海中华书局合资开办了“协易和桐油庄”。紧随其后，江西商人群集而来，几年中形成了一条江西街。四川商人几年中有40多户在里耶开号经营，定居成一条四川街。沅水下游乃至省会长沙的码头口岸实力雄厚的数十家大庄号也在里耶设分号。1934年里耶有成规模的商户423家，仅常德集泰号一家，每年从里耶运出的秀油就达8000多桶（每桶140斤）。从下游商户运进里耶的有棉花、棉纱、漆河白布、五倍子、生漆、兽牛皮、木竹等各种山货。里耶常年有一支150多艘船的船队可以直抵长沙、武汉，每天上下游来的船只临时停靠，沿河长达四五里。与此同时，纺织印染、陶瓷器皿、中医国药、五金加工、造船、制桶、竹木加工、饮食服务等等都随之发展起来，成为当时酉水上游著名的商业口岸。

维持沅水水上经济发展的是常年在沅水江流拼搏的船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沅水为生的船工有30多万，这是常年生活在船上的。与他们生存相联系的沅水两岸的人们又何止30万！应该以百万计。

与发达的水上贸易同时，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也部分地传入了湘西，下江大中城市常德、长沙、武汉，甚至现代化都市上海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传入湘西。凤凰城里民国初年就有电厂，电灯、照相馆、无声电影都由外地引进。

比起中原、滨湖等发达地区，湘西武陵山区有大片荒山、草地、山间盆地、河谷平原，人烟稀少，可供开发。崇山峻岭中，有四季野果可食，水中鱼虾肥美，自然灾害相对轻缓较少，因此要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不太难的。加之千山万水间又可以躲避世间动乱，所以自古至今，中原、巴蜀、滇黔等地的人们向武陵山腹地迁徙成为必然。这种人口大量向湘西迁入，形成了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形成各民族大杂居小集居的生存格局。湘西30多个县市内，生活着30多个民族，这30多个民族如回、满、蒙、维、白族等都是由外迁入湘西的。在整个湘西，大杂居是基本的。在大杂居中形成小范围的集居，这种集居多以某一单一民族，甚至是某一民族中的某一宗族为基本构成。

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湘西原住民创造了古老的以巫为特征的原始文化。苗族带来了苗文化，巴人迁入湘西后带来了巴蜀文化……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但却都不是湘西的主流文化。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虽对湘西影响很深，但并没有取得绝对性的支配地位——湘西的主流文化属楚文化。
楚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和器物文化两方面。其中的神话传说——对自然的尊重与崇拜和奇特浪漫的幻想情绪——与湘西本土文化的巫风巫俗在文化基础上是一致的，所以作为强势文化传入湘西后便与湘西的本土文化结合，形成巫楚文化。加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实行比较松散的“羁糜”政策，无形中为其提供了适度发展的自由空间。

而湘西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地理也在客观上为巫楚文化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所以巫楚文化在湘西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历经千年社会动荡而不断丰富发展。清中叶改土归流后，汉民大量涌入，随着清廷对湘西镇边军事的进一步加强，中原文化也扩大了规模，但这时汉人带来的儒释道文化倒在一定程度上被源远流长的巫楚文化同化了。为镇压苗民的起义和反抗，清政府招募了大量的辰沅中上游一带的楚人为绿营兵丁，这些人一时间大量地涌入湘西腹地，这造成了楚文化的一次重新整合和张扬。

这种巫楚文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婚葬习俗、生产生活、图腾信仰、歌舞娱乐、服饰建筑……沈从文在小说《凤子·神之再现》中真实地记录描写了王杉堡附近的黄狗冲举行的谢土仪式，是屈原《九歌》中部分章节的再现：“在哲学观念上，我认为神之一字在人生方面虽有它的意义，但它已成历史的，已给都市文明弄下流，不必需存在，不能够存在了。在都市里它竟可说是虚伪的象征，保护人类的愚昧，遮饰人类的残忍，更从而增加人类的丑恶。但看看刚才的仪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过它的庄严和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缺少了这些条件，神就灭亡。我刚才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敬神谢神，完全是一出好戏；一出不可形容不可描绘的好戏。它是诗和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声音颜色光影的交错，织就一片云锦，神就存在于全体。在那光景中我见到了你们那个神。我心想，这是一种如何奇迹！……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二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本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屈原虽死了两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

在巫楚文化中生活的人们，普遍具有泛神感情，信万物有灵，因此神鬼种类特别多。如湘西苗族信72神，有36善神，是禳灾降福的，36凶神是作恶降灾的，都在人们的敬拜范围内。小小的凤凰山城在清末民国初年，有50多座庙宇庵堂，浦市竟有60多座。有些庙宇是只有湘西才有的，如伏波宫是为病死在沅陵壶头山的马援（伏波将军）修的，三王庙中的虎、豹、彪三位神仙据说原是镇边的三位将领，至于傅公寺是为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清王朝派到湘西实行屯政制的傅鼐修的。这些庙都是为死人修的，这些死人后来都变成了神。庙宇多，香火旺，信神的善男信女见神就敬。佛教在湘西虽然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但佛教的庙宇却到处在修。与浦市隔河对望的有座江东寺，修于唐代。特别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寺侧院有座转轮藏，用木头作成，高三四丈，共三层，雕刻有2000多个大小不一的菩萨，上下用斗大的铁轴相承，三五个人扶着有雕刻龙头的木把手用力转动它时，声如龙鸣，半夜时分，数十里之外都能听见那凄厉而绵长的声音。传说天下共有三座半转轮藏，浦市占其一。与其说江东寺的转轮藏是为佛教的传播而修，还不如说是楚文化熏陶下的湘西楚人后裔为满足自己幻想情绪而创作的杰作，此转轮藏毁于抗战炮火。

湘西的高山峡谷与平川深洞，景象万千，节令气象变化神秘莫测，极易培养人们的幻想情绪。幻想情绪与信仰天神地鬼的宗教情绪相结合，使湘西的原始宗教信仰古艳而动人。湘西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祖先崇拜就是如此。土家族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就非常有代表性：远古时代，一场大洪水，把天下的人都淹死了，只剩下南极山上一对兄妹。天极道人要他兄妹俩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繁衍人类，兄妹却不肯。于是便先以滚石磨下山相合，两山顶烧火两股烟并为一股测出此乃天意，两兄妹才结为夫妻。十个月后，妹妹生个儿子很丑，哥哥便把他剁成肉粒，洒在四面八方的草丛、森林、河边。天极道人下凡对这些肉粒吹一口气，这些肉粒立即就变成活蹦乱跳的男男女女，于是有了人类。这对兄妹后化为东山老人、南山圣母，即今天土家族崇拜的祖先。故事中的“大洪水”“一口气”“于是有了人类”等关于民族与人类起源的原型符号，显示出人类虽然在地上流离飘荡，却对于自己从哪里来、生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的寻找与探索。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来屈原《离骚》与《天问》的端倪，以及寻屈原踪迹而有的长长的一段历史谱系，人们的追问没有停止过，而答案却似乎一直在风中飘。

这使得湘西文化确有某种神秘色彩。悠久历史、浪漫情调、难解之谜、传奇人物，甚至包括以讹传讹等社会现实都造成了湘西文化的神秘。但今天，我们还想把这种神秘带到当下的现实语境中，试图以各种方式，包括科学、人文、心理等方式，在神秘中寻找人心的逃遁，以期寻找回归自由的可能。

现在到湘西旅游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上刀山、下火海、“三人破石”等能够带来强烈视觉刺激和体验的惊险节目表演。上刀山，就是赤脚踩在锋利的钢刀绑成的梯子上，踏着刀刃攀援而上，而“下火海”则是赤脚踏在被篝火烧得通红的铁板上，穿过熊熊燃烧的火堆。“三人破石”是将一张上钉锋利的铁钉的木床摆在地上，一名表演者仰面平躺在钉床上，他的肚皮上平放一块大木板，木板上插满了刀刃向上的刀片，第二个人依法躺在锋利的刀刃上，再在第二个人身上放一块依然插满钢刀的木板，第三个人再躺上去，肚皮上放一块重约上百公斤的石头，两个彪形大汉、手持铁锤上场，轮番将石头击碎，躺在钉床、刀锋上的人毫发未损。

其实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是苦练出来的气功在起作用。只要功夫精深，是可以上刀山、下火海或睡钉床，或赤身在玻璃碴上打滚，或用赤脚把碎玻璃踩成粉末的，这种功夫早在民间流传很广。但在过去，这些玩气功的人玩前是要用“辰州符”使法水念咒语的，用雄鸡、香纸、酒等物敬请师傅，让师傅——神——来主持这种表演，从而将这种气功巫化、神秘化。当人们对气功的科学原理还不理解的时候，“巫”和“神秘”的目的就达到了。

上文提到的“辰州符”，可能是湘西神秘文化中最为神秘的了。辰州符又称“灵符”、“神符”、“桃符”，乃辰州（今沅陵）地区巫师们首创，故称辰州符。早在四万多年前，五溪地区的巫文化就相当发达，当时巫文化的中心就在辰州。辰州符也应当随着五溪巫文化的出现而出现。辰州符非常复杂，有150多道巫术样符，其中包括符书、咒语、手印、步形等几个基本要素。民间传说，辰州符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固定法术，主要作用有驱邪镇妖、保护良善等，因此不但用途非常广，传播得也非常远，几乎可以算作是巫文化的代表和标志。

更为著闻的是辰州符赶尸的传说，湘西人有在外地谋生或从军打仗的，不幸客死他乡，亲人们都盼他能落叶归根回到故乡，但迢迢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山阻水隔，交通不便，尸体怎能运回来？于是便请巫师用辰州符赶尸体回来。传说巫师作法赶尸时的口诀，不过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尸体能走动受这种歌的影响。辰州符主要工具是一碗水，减少时就及时添加。

对此，沈从文早在1938年创作的《湘西·沅陵的人》中就作过学术解释和说明：辰州符是湘西巫师从事巫事活动的一种巫具，但辰州符的灵验，以及凭辰州符能赶尸等也只是一种传闻。多数当地人对此都莫名其妙，不大明白，且毫无兴趣，也不怎么相信。可外地人倒把这种传闻当作真实。本地善于说大话、假话的典型市侩揣测到外地人心理，胡乱吹嘘，于是以讹传讹，假也成真，辰州符、赶尸便以它不可理解的神秘流布于社会了。那些血里、骨里浸透原人迷信的外来新绅士，想满足自己荒唐的幻想，来到湘西，总找机会来寻找辰州符的灵验，温习“赶尸”的传说。本地的一些新老绅士、旅馆中人俨然因为生在当地，便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又为一种天赋的幽默同情心所激发，总要把辰州符的灵验、赶尸的神奇处重叙一番，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也不相信，对这类傻不可言的问题，谁也不能说明它的真实性。辰州符、赶尸就这样在以讹传讹中广为流散开来。

学者钱穆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对辰州符赶尸写到：“人之心神……可与死者心神相交。死生界限，迄今仍难定。又如客死他乡，其生命机能或未骤绝。中国有辰州符，念咒焚符，使死者随其步行，历数日数百里之遥，抵达死者家门，乃始倒地不起。此事极神秘……论其始，必有人先通此术，乃以传人。其如何得通此术，倘详述经过，亦一绝大科学问题，不得谓之乃神怪。”钱先生把辰州符划归道教范畴，并对赶尸传闻从心理学上分析，认为赶尸现象乃因人之心神与死者之心神相交相接所至，今故称之为通神之术，中国到处皆有。其分析虽也能自圆其说，但离解开辰州符之谜，尚且很远。

对未知世界的神往、普遍的猎奇心理，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是很容易被一些神秘而荒唐的传说故事俘虏的，于是谎言说三遍便成真理。人死后到底何去何从——这一对未知世界的神往并没有错，但对于死后的事情，人到底知道多少呢？湘西神秘文化让我们看见了人们探求不得以致以讹传讹的人性痼疾，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与无奈。如果人苦苦探求的结果照见的是人本身的缺陷，那么就说明这种探求方式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人里面找不到答案，答案在人之外。

除辰州符、赶尸以外，放蛊、行巫、落洞也是十分神秘的。关于这方面，沈从文在《湘西·凤凰》中作了科学的解释和分析。

放蛊与仇怨有关，仇怨又与男女事有关。新欢旧爱得失之际，蛊可以应用作争夺或报复工具，中蛊者非狂即死。善蛊的通称“草蛊婆”，穷而年轻的妇人，易成为蛊婆。蛊人称“放蛊”。放蛊的方法是用毒虫类放于果物中，中蛊的人必是与放蛊者仇怨相结的人，中蛊后腹胀人瘦或常梦虫蛇，最终死去。这种草蛊婆与其说是“罪人”，不如说是疯子，她根本上就并无如此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有点隐性的疯狂，致疯的原因又是穷苦而寂寞。

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易成为巫。巫多非自愿，近于“迫不得已”的差使。大多数本人平时为人必极老实忠厚，沉默寡言，常忽然发病，卧床不起，如鬼附体，语言神情完全变过，哭笑无常，长日不吃、不喝不睡，几天过后，仿佛被一种东西稳住，长长地睡上一天，人就清醒了。照习惯，只有行巫一种方法能治此病。行巫只设一神坛，放一平斗，斗内装满谷子，插上一把剪刀，行巫者在神坛前设一座位坐定，用青丝绸巾覆上脸，开始托亡魂说话，用半哼半唱方式，谈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执行巫术后，已成为众人承认的神之子，女人的潜意识，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因此就不会再发狂病。

致于落洞统是十六至二十二三岁容貌美丽、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青年女子的一种人神错综的悲剧。当地习惯的认识是女子能在性方面极端压制，堪称最高道德。一个未出嫁，尤其还是一个爱美好洁、知书识字、富于情感聪明的女子，或因早熟，或因晚婚，这方面情绪上所受压抑自然更大，容易转成病态。地方巫风巫俗盛行，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树洞山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一，无不赋以人性。因人与人相互爱悦，和当前道德观念极端冲突，便产生人和神爱悦的传说，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情绪，方借此得到一条出路。落洞即人神错综之一种形式。

沈从文说，湘西女子的蛊、巫与落洞，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放蛊近于报复；行巫意在执行人神愿望的沟通与传递工作；落洞以为被神所爱。“三种女性的歇思底里亚，就形成湘西神秘之一部分，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

虽然动人，却无解，只有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藉着翠翠的眼泪与盼望把这种动人却无解的悲剧演绎成一曲挽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

可是后来呢？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说：“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历史是一条河，但那个溪水依然、青山苍翠、充满诗意的湘西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因为没有找到答案，沈从文“眼睛湿到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