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个巨头。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倚仗近代教科书编纂与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那么，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崛起？首先要占领市场，这得靠教科书，英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最早在广州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形成风气。英语教学或被动或主动地在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所谓“同文三馆”官方主办的外语学堂中形成规模，英语读本也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了外国传教士、官办出版机构和民间书坊三个编刊的系列，但正式英语教科书的编纂却是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筹建而渐趋走向正轨，并建构规模效应。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执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原因在于其善于网罗英语人才，重视馆外编译力量，慎选名家名译，并建立起自身的批评系统。
“红毛番话”“洋泾浜英语”与官办外语学堂
明末清初，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欧洲语言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英语是19世纪初因为英国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等到中国来，人们才开始正式接触的。古代中国人有“天朝中心主义”观念，明末清初很多士大夫不屑学西方语言。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把欧洲文字称为“蟹行文字”，把欧洲语言称为“鸟语”。当时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了商贸需要，也学一点英语。那时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或称为“红毛番话”。“红毛”指欧洲人，因为他们是红头发或金头发。当时底层商人使用的番话读本是编成词汇式的，有点像今天的外语学习词汇表。“红毛番话读本”或“通用番话读本”多分成“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等，每个门类由几十个名词组成，每个词条下面没有英文字母，全都是用中文来标注欧洲语言的发音。如1到10的发音，是温、都、地理、科、辉、昔士、心、噎、坭、颠。这个发音多是粤语系统的发音。这些“红毛番话读本”当时流行很广，版本很多，但有些共同特点：第一是词汇量少；第二是发音简化；第三是留有“洋泾浜葡语”的痕迹，绝大多数没有英文标注，只重词语，不重句子。
最初活跃在上海或宁波等一些通商口岸的翻译，是一批所谓“露天通事”。他们通过番话读本，学会了一些“洋泾浜英语”。也有些人是通过所谓“洋泾浜英语山歌”学习英语的，上海就流行过这类“山歌”，且有很多版本。“山歌”也都是中文字，括号里的英文是后人标上去的。比如下面这段商贸交际用语“山歌”用上海话来读，更接近于英语的发音：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是叫“也司”（yes）勿叫“糯”（no）。“翘梯翘梯”（吃tea）请吃茶，“雪堂雪堂”（sitdown，sitdown）请侬坐。“麦克麦克”（mark，mark）钞票多，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真崭实货“佛立谷”（very good），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再比如下面这段关于物品的：
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靴叫“蒲脱”（boots）鞋叫“靴”（shoe）。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
还有下面这段表示不同称呼或称谓的：
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混帐王八“蛋风炉”（daw fellow），“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毕的生司”（poor person）当票多，红头阿 三“开泼度 ”（keep person）。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买茶”（mother），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这样的洋泾浜“山歌”当时很流行，上海很多不同的文献中都记载。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到北京。1860年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所有的中外条约都要附有洋文（主要是英文）。因此，清政府就需要自己的译员，而当时懂英文的大多是出生底层、靠“洋泾浜山歌”学习商贸英语的通事。“洋泾浜英文”不上台面，也无法让这些人参与政府之间的谈判。清政府觉得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办外语学堂培养译员。洋务派首领奕斤
在奏折上写道，希望在广东、上海选13至14岁的孩子到学堂里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将来翻译外交文书和充当口语译员作准备。总理衙门请了《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畲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1862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陆陆续续办起了外语学校。其中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所谓“同文三馆”最为重要。同文三馆除了教授外语，还教授科学等知识。同文三馆也编过英文读本，在这些晚清官方编纂的英文教材中，最有名的是汪凤藻翻译的英文文法教材《英文举隅》，以美国人柯尔（Simon Kerl）的《文法》（English Grammar）一书为蓝本。现在看来，该教材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有关英文的名词、代名词、冠词、形容词、动词、系动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当时的写法与今天不一样，称为静字、代静字、区指字、系静字、动字、系动字、绾合字、承转字、发语字。
在民间，除了“洋泾浜读本”以外，也有些传教士参与了英文读本的编写。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23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国文语凡例传》、英国外交官罗伯聃编纂的《华英通用杂话》等。有些中国学者也参与了读本的编纂，如子卿编写的《华英通话》及《华英通话集全》等。在宁波和上海流传的还有《英话注解》。这本书的宁波版本分为39类，第一部分是事物的分类，有各国镇头门、天文、地理、时令、君臣、人伦、师友、工匠、宫署、屋宇、帐房、船车、军器、器皿、床铺、筵席、衣服、五谷、食用、医道、人身、禽兽、花草竹木、数目、银数目、洋数目、五金、颜色、蛇虫、秤尺什件、税捐、进口货、出口货门，内容比较前述《红毛番话》要正规，收录词汇有中文和英语，并有中文标注的英语发音。该书的第二部分是些简单对话，有短句，有长句，但并没有摆脱“洋泾浜”的表达方式。比如“侬晓得吗”，标注的英语是“You can understand”；“你几时走”作“You go what time”；“不要忘记”作“No want forget”。说到中文标注的英语发音，《红毛番话》多是粤语发音，而《英话注解》则全是宁波话发音，当时叫“勾章乡音”。
那时中国人编写的类似《英话注解》这样的读本还有不少，如：1862年广东纬经堂出版的唐廷枢著《英语集全》，1868年邝其照编写的《英语初阶》和《英语汇腋》，187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1884年点石斋光绪十年出版的石印本《无师自通英语录》等。还有些中国人所编的英语读本，是在教会系统出版机构出版的，如1879年在美华书馆出版的杨勋的《英字指南》。可以说，传教士、官方出版系统与中国私人刻书及商业书坊等，共同参与了英文读本的出版活动。
上述这些机构编辑出版的英文读本，不仅内容缺乏现代性，而且没有按近代学堂课程体系循序渐进地编写。类似《无师自通英语路》，全都是由句子组成的，而非教科书般有第一课、第二课，缺乏教学系统。正规英语教科书、英语教学资料和英汉词典等读本的规模性出版活动，可以说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的筹建而启动的，而且因此渐趋走向正轨，并建构规模效应。
商务印书馆“英文部”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成立，从1898年开始出版英文读本。在1898至1911年的14年间，共推出各类英语教材和英汉对照参考读本（不包括辞书）共计126种，此一时期出版界总共出版的英文读本约180种，商务印书馆约占总数的70%。商务印书馆126种英文读本内容涉及“初级读本与中小学教材”、“语音会话”、“英语语法”、“英文写作”、“英语文选和知识读本”、“英汉汉英等翻译”和“英汉汉英辞典”七大方面。无论从出版的数量，还是内容的广泛性来看，在晚清英语教材出版市场中，商务印书馆都堪称执牛耳者。这一出版实况与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英文教科书的编纂、1902年成立编译所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建立之初，是一个开在弄堂里的印刷作坊，楼下是印刷作坊，楼上住人，夏瑞芳就住在楼上。“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的名称，无论中文英文，都说明这是个商业性质的印刷厂，其形象的改变是从《华英初阶》这本教科书开始的——1898年出版的《华英初阶》和接着出版的《华英进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套具有近代教科书性质的英文读本。但在1898年之前，商务印书馆还没有编译所（1902年才建立）。当时教科书编撰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主要靠谢洪赉。1900年夏瑞芳收购了日资聚文印刷所，同时购入了一批质量不高的日译本，经济上受损以及创办3年来的出版实践，使他越来越感到商务印书馆应该有自己的编译队伍。于是，1902年他与当时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商讨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一核心部门。在1931年之前，该所系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与印刷所、发行所平行的负责翻译、编纂、编辑的出版部门。编译所设有各专业部，其中国文、英文、杂纂是三个最早建立的专业部。据我考证，对外使用“英文部”作为正式名称，大概是在民国初年。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对1916年的“英文部”有详细描述，他当时就在“英文部”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这时的“英文部”里只有7个人，部长邝富灼，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上海图书馆展出过一幅19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照片，“英文部”就在这座长方形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壁把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有点像今天公司里的格子间。据茅盾描述，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包括“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一般写字台，只有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是大型的最新式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有个卷帘木罩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能将整个台面罩住，设有暗锁，邝富灼离去时，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就能把里面罩着的文件都锁起来。
后来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葛传槼，1920年代是商务印书馆的小编辑。他记述了后期英文部的详细状况：1926年底“我到英文部工作，是全部中年龄最小（仅二十岁略多）者。部长是邝富灼博士……几乎不懂汉语（作者注：据很多人回忆，邝富灼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大家相互谈话都用汉语，但跟邝博士谈必须说英语，称他‘Dr.Fong’；写一个便条给他也必须用英语。除对邝博士外，大家用汉语谈话，可是互称‘Mr.’加姓，而不用‘先生 ’、‘君 ’、‘兄 ’、‘翁 ’等，这是上海当时某些‘高等华人’的惯例……英文部内存有丰富的资料，而且互相请教也蔚然成风……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函授学社英文科第四级当教员。所谓‘教’，就是修改作业和回答问题。不论修改作业或回答问题，我有疑问总是不耻上问，得益不少……我尽量利用英文部中备有的各种参考书。我在到英文部以前，虽然也知道些大型英语词典，如英国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和美国的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但从来不曾见过，到了英文部，可说大开眼界。”1929年邝富灼退休，“英文部”由英文编辑胡哲谋接任部长。
▲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就在这座长方形的三层大洋楼的二楼
谢洪赉与“印度读本”英语教科书的本土化
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几位创办人（如鲍咸恩、鲍咸昌）早期在教会学校清心书院读书时用的课本，即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的Primer。但书中很多内容是用英国或印度的内容来举例，给中国的英文学习者带来很大的不便。由此，夏瑞芳敏锐地注意到英文读本中国化的问题。那么，请谁来做教材本土化的汉文注释工作呢？夏瑞芳想到了创业同仁鲍咸恩、鲍咸昌的宁波老乡谢洪赉。谢洪赉11岁时被选送到苏州博习书院读书，学行优异的他受到了国文教员朱鼎卿的器重。在朱氏的指导下，谢洪赉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的勤奋好学和扎实的中西学问得到了书院院长潘慎文的赏识。1892年，谢洪赉从博习书院毕业。1895年，潘慎文调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谢洪赉随之来到中西书院。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参与了大量教科书的编写，还在上海各大杂志社编译了很多文章。被夏瑞芳请到商务印书馆做兼职编辑时，谢洪赉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所有工作。很可惜的是，43岁时他因肺病去世了。1898年商务印书馆在推出《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两书后，又连续编出《华英进阶》第2至第5集。1899年将《初阶》和《进阶》合成一集出版，题名《华英进阶全集》。
《华英进阶全集》内容丰富，选了很多西方的名人传记、生活常识、奇闻轶事等，2集到4集中涉及大量动物，5集中夹杂不少文法、应用文体裁写作等内容的课文。最重要的是，谢洪赉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原作中的许多内容进行了删改，将关于印度生活的内容删除，补充了中国相关内容，比如4集里出现了他编写的中国私塾。《华英进阶全集》的编纂方式已初具近代英语教科书的模型。一是采用汉英对照的编排方式，编译该书的目的在于通过渐进式的课程，以教授最简单和最实用的词汇，根据初学者的程度循序渐进地安排英文教学的内容。每一课中一般教授6个新单词后，均搭配有6个例句，旁为文言翻译。如，“My”译成“吾之”；“He and I can go”，译成“彼与吾可以去”。全书分为“字母表”、“两字词”、“三字句”，直至“五字句”等，最后为“宗教课程”（Religious Lessons），包含一些基督教宣传，如“God gave me”，译成“上帝造吾”等。二是每一课中均有“教师指导”，这是谢洪赉加入的，以此针对课文的教学要点，对教师的讲授技巧加以指导和建议。在特别为新单词搭配的备注“发音”（Pronunciation）中，着重强调了发音时唇、舌的位置，力争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打下良好的口语基础。三是每二到三节课，有“复习课”（Revision），列出容易混淆的字词以备察看。这一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这一系列教科书的影响力很大，胡适、梁漱溟、郑晓沧、钱玄同、章克标、戴家祥等人，早期学英文都是读这批教材。有位杨宇霆，在1902年清朝政府选派赴日留学生测试外语时，据说把《华英进阶全集》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也可以证明这一教材当时非常风行。1907和1908年张元济给正在学英语的光绪皇帝呈进书籍，其中就有《华英进阶全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选择“印度读本”Primer作为打响教科书市场的第一炮，是商务创办人“市场调研”与英语专家谢洪赉“学术分析”的双重选择结果。尽管商务印书馆初创之际没有“英文部”，但这两本书是英文教材中出类拔萃的读物，谢洪赉实际上是“英文部”成立前最重要的负责人。
颜惠庆和《英华大辞典》
颜惠庆是江苏上海人，父亲颜永京是晚清著名的华人传教士和西学翻译家。童年时代的颜惠庆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培养了良好的英语能力。1895年颜惠庆赴美留学，先入圣公会中学，后升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899年，留学期间的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另一位编辑王佐廷合作订正了邝其照编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900年毕业回国后不久，他即被上海圣约翰大学聘为英文和数学教师。在圣约翰大学教英语的时候，他主动用英汉互译的素材，编了一本《华英翻译捷决》读本，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由100课组成，类似教科书。
考虑到当时社会对英文辞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邀请颜惠庆来编一本《英华大辞典》。颜惠庆当时还在圣约翰大学当老师，就带领毕业生严鹤龄、徐善祥、周贻春、曹庆五、俞庆恩、赵国才、陈达德、谢昌熙、周森友、徐铣、张文廷、吴遵潮等，参与《英华大辞典》的编纂。这批人后来有不少进入商务“英文部”做编辑。1908年，《英华大辞典》正式出版。这本书以外国人《纳韬而氏字典》为底本。但由于最早的英汉字典大多是传教士编的，多数科学译名尚未经过专门审定，也无统一的译名方法。为此，颜惠庆收罗和参考了1860年代以来各种翻译书籍中所使用的译名，包括中国教育会、中国医学会的出版物，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各种名目对照表，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及严复翻译的名著等。
《英华大辞典》全书收字12万，共3000页，附图1000幅，附录5种。这本书的附录很有特色：附录一“英文引用邦字语解”，收录英文中常用的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1200条；附录二“略字解”，收录缩略语1200条；附录三“记号汇释”，收录88种数学、商务及文法常用记号；附录四“英华地名录”，是1400个中外地名的中英文对照；附录五“人名字汇”，收录9000多位国外名人的国籍、身份和生卒年份。这么一来，这部《英华大辞典》就不是一般的辞典了，而更类似“百科全书”。我们现在把题签、序言、注释称为“副文本”，张元济很知道如何利用“名家”营销——请盛宣怀题签，请严复写序，当时非常轰动。严复在序里对这本辞典的评价非常高，说它对清末社会英文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归纳一下《英华大辞典》的几个特色：一是在旧有辞典的基础上，从当时权威性的几本英美辞典摘译新出现的条目及释义；二是内容比商务印书馆之前出版的同类英华辞典更繁多丰富；三是译文力求准确；四是列出了专门术语，且插图之多大大超过以前同类辞典；五是该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初具百科辞典性质，在清末西学和洋务急需而工具书异常缺少的情况下，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1908年，颜惠庆步入外交界，作为二等参赞随同伍廷芳出使美国。在此期间，他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兼职。比如，他校订了《习用语词典》的译稿。同时，他代表商务印书馆与美国一些图书公司写信联系，为商务印书馆取得其他英文书的版权努力。1909年，他还为陈萌明译英国提克松著的《英语成语辞林》做过校对。
邝富灼及其编译的英文教科书
在编译所“英文部”正式建制前后，作为编纂英文教科书编纂中枢主力军的，主要有三个人：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其中，邝富灼是“英文部”中编纂英语教科书最多的学者。邝富灼1869年出生，1938年去世，是华侨之乡广东台山人。邝富灼出身穷苦人家，7岁读书，12岁跟着父亲赴海外打工。在赴美途中，他开始向同行者学习英语。到达美国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公理会教士设立的夜校中学习英语。17岁时，他加入基督教救世军，前往太平洋各城市布道。由于他很努力，他从一个小厨师升为太平洋岸陆军大佐的书记员。他曾说，能有这一阶层的变动，自己流利的英语起了很大作用。1897年，他进入公理会设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克雷梦城的盘马奈大学读大学预科。1902年，他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190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1905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英文学、教育学二科，19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邝富灼1907年回国，首先在广州方言学堂任教员，接着参与留学生考试，获得清政府颁发的文学进士殊荣（作者注：1905年废除科举，但留学生回来之后可以参加考试，赐予进士的荣誉，严复、伍光建、邝富灼都获得过这样的荣誉），并因此被清廷授予邮传部尚书一职，他认为，当官虽然钱多些，但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英语教科书对中国英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于社会作用会更大。在颜惠庆辞职后，邝富灼继其位被聘为“英文部”主任。后来商务印书馆读本能有这么大发行量，与邝富灼的个人努力有很大关系。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右）
邝富灼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对英文教科书的编译。1908年他为商务编了《英语会话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发行量非常大，到1912年再版了7次。1909年邝富灼还完成了《英语作文教科书》。因为邝富灼在中国推广英语教学方面的成就，1922年他的母校盘马奈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邝富灼有一个特点：一边编印教科书，一边考察周边学校英语教学的状况。1908年，他常去苏州当时教授英文的模范学校——毛实君所办的英文专修馆参观考察。这一“编”“教”合一的方法，让他能够把英文教科书的编写，与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远见的做法。
从1908年至1929年前后，邝富灼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达20多年。相关统计表明，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科书多达81种，所有的英语教科书都经邝富灼本人审定，直接署名由他编纂与校订的英语教科书就有21种。邝富灼还主持编纂了大量英语教科书和英汉词典。作为“英文部”主任，邝富灼花费大量时间校订他人的著述，1909年他校订了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编写的《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这是一部学习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简明英语读物，共32课。书中选用常见的鱼虫鸟兽及工艺、简单的生理为题材，如猫、蜜蜂、稻米、眼睛、蛇、丝绸、牛、茶、牙齿等。1909年他校订美国孙明甫（R.S.Anderson）编纂的六卷本《（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Commercial Press)New English Readers]和《新法英文教程》（Beginner’s English Lessons）。当时英文读本大多为英美学者编写，因此书中往往采用英美历史人物等作为素材，与中国学生的口味未必完全切合，而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特邀出生在苏州、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美国孙明甫编辑，并通过邝富灼的悉心校订，使《（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取材合于中国的性情风俗，“尤以振起国民之观念为主”。另外，很多研究者都表示，四五十年前，国内读过中学、大学的莘莘学子，几乎都读过邝富灼编写的课文和课外读物。包括《英文杂志》和《英文周刊》，这是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出版的两本重要刊物。邝富灼性情温和，非常认真，不苟且。他对于商务印书馆忠心耿耿，工资按契约以银两计算，所有积蓄全部投资商务股票。而且他对“英文部”一切用人行政自信不疑，要求十分严格。
商务印书馆“英文部”英语读本编撰的一些特点
我刚才提到，商务印书馆从1898年推出《华英初阶》，统计出商务印书馆自1898年推出《华英初阶》至1911年的14年间，前后该馆共计出版各种类型的英语读本126种，平均每年多达9种，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数量。从182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为英华书院学生编纂英文文法书《英国文话凡例传》开始算起，70多年来，不管是教会系统、官办学堂的出版系统，还是书坊系统，都没有这样规模的英文读本的出版。即使是现在，也不是每个出版社每年都可以推出8到10本英文教科书的。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晚清英语读本的编纂和出版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标志着近代中国英语读本出版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同时，这还说明民营出版机构取代教会和官方系统成为英语读本编纂出版的主角已成定局。商务印书馆能执近代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与其特别重视各类英文教科书的编纂，且在编译所成立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编纂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归纳了一下，商务印书馆英文读本的编纂，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不拘一格选英语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夏瑞芳、张元济等，都是极为注意网罗英语人才的帅才，相当重视人才引进。在他们的安排下，“英文部”主任既是帅才，又是将才，组成了当时最强的英文编撰队伍。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商务印书馆吸收英语人才的四个重要渠道——学缘、乡缘、地缘，还有教缘。颜惠庆的丈人是张元济的座师，颜惠庆与徐铣、谢洪赉与奚若都有师生关系，这是学缘；谢洪赉、周越然、甘永龙、茅盾都是浙江人，有地缘和乡缘的因素。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夏瑞芳、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以及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奚若等都是基督徒。当然，上述“四缘”仅仅是商务寻找人才的渠道，是否聘用编译人员的最重要标准，还是学问能力和为人处事。在商务印书馆早期英语教科书编辑队伍中，许多编者都有着丰富的教授英语的经验。像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周越然等都或长或短出任过不同程度学堂的英语教员，邝富灼当过广州方言学堂教员、颜惠庆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另外，邝富灼、颜惠庆、奚若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归”；谢洪赉、徐铣等又是国内著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不过，对于学历，商务印书馆其实是不拘一格的。比如周越然曾在一些传教士办的私人学堂里就学，没有什么正式学历；葛传槼毕业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函授学社英文科，就是现在的夜校。但这两位“英文部”的编辑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英语专家。这样的选人标准，也是商务印书馆会在旧学向新学知识转换的过程中，成为新式英语教科书编写引路人的重要条件。
二、重视利用馆外的编译力量。商务印书馆聘用了一批大学者担任馆外编译。如严复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英语语法书《英文汉诂》，且为三部以上辞典写过序；辜鸿铭为商务印书馆编译过《痴汉骑马歌》；伍光建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了多种英语教科书，还为该馆校订过好几部英汉辞典；邝富灼推荐介绍来的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清华学校副校长的周诒春和湖南高等学校英文教员胡厚甫，都为商务印书馆编过书。根据张元济日记，可以发现他非常注意利用社会资源，比如他提到湖州人邵家麟“亦约翰书院毕业生，现充荷领事翻译，汉文颇好，办事亦精细”。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懂得尊重学者，爱护外语人才，特别是知晓如何调动和发挥馆内外著名学者的作用，使得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英语教科书的编撰上始终占有绝对优势。
三、慎选合适的名家名译。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在编译英文教科书与英文书刊方面，有一套卓有成效的选题、编选、审稿、校稿的书稿评价机制，即使是对名家名译与名著，仍在编审上采取审慎态度，进行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一个例子，当时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外文系主任、自幼负笈英伦的王文显编写了一部英文剧本，交稿后商务印书馆先后请三位专家——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英文部”编辑葛传槼进行审读。放到现在，大多数出版社一般也只请一位外审。而且，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两位写了评语之后，葛传槼又写了很多意见。这些严格的审稿措施，保证了商务版英语教科书和英语读物具有较高的质量，使商务版英语教科书令学界刮目相看。
四、建立自身的批评系统。商务印书馆在馆办的《教育杂志》上设有“绍介批评”栏目，既刊登对其他出版社出版物的批评，也刊发对本馆出版物的批评。如指出许多商务版英语教科书的错漏，不讳言“间有错漏，亦已签出”的事实。有些具体案例：批评邝富灼撰的《英文作文教科书》“书中不列中文，欲使学者自得之也。独插图偏以中文为题，则未免自乱其例耳”；批评《英文益智读本》“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这样的气度在今天的出版界，也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纂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才有这样的自信。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商务形成了一套教科书编撰的自我完善机制，才使其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不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名列前茅。
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个巨头。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倚仗近代教科书编纂与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那么，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崛起？首先要占领市场，这得靠教科书，英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重要方面。1906年，清学部（作者注：即清政府教育部）第一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部定教材”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54种，占52.9%。1910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30种，占35.7%。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不仅“量”多，而且“质”也见长。
传统史学都很重视“人”和“事”的研究，我这次以商务印书馆的“人”和“事”为题，是想说明，在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作坊到大型托拉斯文化综合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了这一改变历史的过程。当我们把曾经影响了商务印书馆诞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人物，把那些改变商务最初印刷商的形象、在文化界奠定独特的出版地位的“英文部”的若干具体的“事”，充分考虑进去，或许对于反思过去120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会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相关内容曾在“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中讲演，原标题为《近代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人”与“事”》）
作者：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