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编辑高雪梅
长江“十年禁渔”是中国首创的制度，此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没有先例，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2023年9月23日，金沙江白鹤滩库区增殖放流（赵健/摄）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
从2018年长江禁渔还处于试点期开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子飞团队持续关注退捕渔民补偿及转产转业相关课题研究，历时5年，在长江上、中、下游多个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形成系列研究报告，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如何评价当前渔民安置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何所见所得、所思所感？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日前，刘子飞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就相关话题进行了分享。
刘子飞
中国首创
《瞭望东方周刊》：从调研情况来看，退捕渔民安置进展如何？
刘子飞：国家对于退捕渔民安置有三个关键词：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国家规定时间之前，23.1万名渔民全部上岸，不少地区提前3个月甚至6个月就完成了上岸工作，实现了“退得出”。
目前，退捕渔民的生计转型较稳定，未出现规模性致贫返贫现象，且生产生活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退捕渔民转产就业，个别地方建立了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建立健全了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禁捕秩序较稳定有序，没有发生频繁的、引发社会关注的偷捕盗捕现象，实现了“稳得住”。
在这个基础上，未来几年要往“能致富”的目标使劲。
《瞭望东方周刊》：5年实地调研，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子飞：震撼！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十年禁渔”涉及“一江、一口、两湖、七河、332个保护区”，禁捕退捕任务涉及15个省域、23.1万渔民，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长江“十年禁渔”是中国首创的制度，此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没有先例，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大力气、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三年强基础”的预期目标基本达到，现在还在继续深入往前推进。
调研过程中，渔民的淳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多渔民是从田间地头或建筑工地上过来和调研团队见面的，他们大都皮肤黝黑，手上布满老茧，身上透着中国劳动人民典型的勤劳、质朴、不怕吃苦的特质。国家的兴盛发达、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这种特质与力量。
为了推动长江“十年禁渔”，政府进行了制度创新，基层人员辛苦奉献，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也共同参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群体编织出一张密集有力的“能量网”，才达成今日之成果。
《瞭望东方周刊》：有这方面典型案例吗？
刘子飞：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是武汉的一个民间公益机构，2017年，国家刚开始在赤水河流域试点全面禁渔时，该机构就在试点沿线资助设立了11个示范点，吸纳退捕渔民建立管护队伍，将“捕鱼人”转型为“护渔员”。得益于这种探索，2020年，“长江渔政协助巡护制度”上升为国家政策，现在已经发展出840余支协助巡护队、超2.6万名护渔员，其中退捕渔民超过4000名。
2021年11月11日，何东顺（中）与父亲何大明（右一），跟渔民环保志愿者一起在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湿地巡护（薛宇舸/摄）
贵州习酒公司联合上海长鱼基金会，通过项目资助科研单位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美丽渔村建设等，探索了“企业+社会组织+科研单位”等多主体参与长江“十年禁渔”相关工作的新模式。
作为社会主体，它们能如此深度参与这项事业，并作出探索性贡献，值得点赞。
制度兜底
《瞭望东方周刊》：渔民补偿方面进展如何？
刘子飞：2021年之前，主要是主体补偿——回收渔民的渔船、网具等生产工具，进行固定资产评估，以现金方式直接补偿。
这项工作很复杂，要考量的因素很多。比如：渔民是否有土地？此前捕捞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多少？回收渔船的马力级别、新旧程度如何？由于历史原因，有的渔民没有捕捞许可证，但对渔业资源事实依赖度大，如何甄别认定？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免不了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工作量非常大，靠各地基层一点点完成。
《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之后呢？
刘子飞：根据我们从基层了解到的情况，一方面是过渡期补助。渔民上岸，不可能全部立马找到合适的工作，收入来源断了，国家会“扶一程”，补贴一些基本生活费用。
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大量渔民年纪偏大，面临养老问题，各地方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此前没有缴的帮其补上，有些档位低的，助其提高。相当于“托一把”，让其老有所依。
2022年8月，课题组赴江西实地调研，回收407份调研样本。数据显示：调研对象平均年龄约52岁；60岁以内的受访者每年养老保险缴纳标准平均1920.5元/人，较退捕前的489.4元/人标准提高了近3倍；医疗缴纳标准316.3元/人·年，较禁捕前的267.8元/人·年增加了18.1%。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四川省按照人均15年、每年不低于2500元的标准对退捕渔民参加养老保险给予缴费补贴，到2023年9月，已累计补贴资金5.54亿元。
国家曾数次出台文件，要求切实维护退捕渔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应保尽保，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我们的研究报告曾就这方面提过相关建议。在这几年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能给予如此大力度的支持，某些地区甚至采用了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标准，这确实超出我的预期。
总之，我们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退捕任务，说明补偿制度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未来可以为国内其他区域优化完善禁渔期等资源养护制度提供借鉴，乃至为国际上类似的渔业资源养护和公共资源治理提供一定借鉴。
《瞭望东方周刊》：禁渔过程中，渔民的心态如何？
刘子飞：这几年渔民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退捕初期，很多渔民确实希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有一种期待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经过3年政策沉淀，大家心态逐渐稳定。
事实上，在我们调研中，约80%的渔民都提到，此前长江渔业资源衰退，能在长江捕到的鱼已经越来越少，依靠捕鱼收入不可持续，禁渔大势不可逆。国家和地方对禁捕政策的宣传也功不可没，在江西的407份调研样本中，对于长江禁捕政策“了解”“非常了解”的比重达64%。
四川宜宾向家坝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的圆口铜鱼亲鱼
关注渔民渔村
《瞭望东方周刊》：退捕渔民上岸后，主要有哪几种出路？
刘子飞：大致有四种：
一是本地或外出务工；二是自己经营小生意；三是公益岗位，包括巡护员，昔日“打鱼人”变身为“护渔员”，还有村（镇）保洁员、导游员、劝导员等；四是打零工，没有固定劳务合同，有活就干。
以江西省的407份调研样本数据而言：护渔为主要就业方式，占比30%；打零工占比27%；农业经营（种植、养殖）占比16%；个体经营占比8%，主要为饭馆、小卖部、农产品流通、餐饮配送等；其他如保安、保洁员、工厂打工等占比18%。
一名转身当外卖骑手的渔民向我们表示，相比打鱼，骑手虽然辛苦但没打鱼那么苦，收入还要高一些。其实只要勤快、有能力，转产转业不成问题，关键还在于自身。
《瞭望东方周刊》：自身是关键，外部助力也很重要。转产转业的渔民，在哪方面急切期待扶持？
刘子飞：据我们收集的情况，他们对于政策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转入种植业或养殖业时，在基础设施的改建方面很需要资金支持。
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有渔民退捕后搞“瘦身鱼”养殖——将在人工池塘高密度养殖的商品鱼买来，放入山脚下的天然水域“饿养”数月、充分运动，成为品质更佳、价格更高的“生态鱼”。由于其养殖基地距离公路2公里，如果自己修路得投入几十万元，比较吃力，如果不修路，运输就成为突出问题，很难持续。
《瞭望东方周刊》：有什么招能帮到他们？
刘子飞：种植业、养殖业都是农业的一部分，建议当地将乡村振兴的部分资金向退捕渔民群体倾斜。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借鉴推广：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地处赣江之畔、鄱阳湖之滨，是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重点乡镇，有437户、1030人曾以捕鱼为生。
2020年底，联圩镇部分退捕渔民成立了渔改种植专业合作社，退捕渔民持股率占90%，现已建成蔬菜基地1068亩，600亩套养龙虾，200亩种植优质稻，带动160名渔民就业。
区政府从资金、技术、贷款、项目等方面细化了26条措施，用真金白银来扶持此类项目。比如，建设蔬菜基地每亩补助800元，标准钢架大棚每亩补助8000元，连栋温室大棚每亩补助1.6万元；在土地流转时，政府也补助了约一半的资金。
此外，在该基地的道路硬化、渠道衬砌、冷库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都予以了适当的政策倾斜，基地建设日新月异，快速成长，效果明显。当地政府的思路很清晰，相关措施的操作性强，做得非常好。
总的来看，退捕渔民无论是务工型就业，还是创业转型，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需要这几大因素：内在的主观意愿和资本条件，外部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和就业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基层工作者集中反馈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刘子飞：部分偏远地带的渔政执法力量相对薄弱，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长江禁渔在执法中采用了很多高科技手段，即“技防”，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禁捕水域涉及约2.48万多公里江（河）段、9800平方公里湖（库）水面、4200平方公里长江口禁捕管理区，面积大、岸线长。加之渔业资源逐渐恢复，偷捕盗捕诱惑力上升，渔政执法的需求相应增加。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渔政执法合并到农业综合执法，部分人力分流，在某些偏远地带，“人防”的力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从顶层统筹协调。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下一步关注的重心是什么？
刘子飞：从2022年开始，作为科研人员，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有两个：
一是渔村分类治理。长江沿线有很多专业渔村，因不少退捕渔民外出务工，加之人口自然下降等因素，面临衰败甚至消亡困境。
比如，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双港镇长山村，常住人口由曾经的3000人降至2022年的200人，禁捕前村小学有100多名学生，2022年学校已撤销。还有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常住人口由禁捕前的4000人降至当前的500人左右，学生2022年还剩4个。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鄱阳湖和洞庭湖地区，类似的例子还是比较多的。
不同渔村应有不同治理手段。基础较好的村子可纳入乡村振兴框架下去谋更好的发展；“凋敝”之势无法挽回的，要考虑如何减少其消亡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