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产生之后，很多国王奉为圭臬，要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说了并不算数。如此一来，专制主义就充满了悖论。
一个人的认知是有限度的，甚至有时候会自相矛盾，却不自知，需要别人提醒，才有可能反思，或者遇到重大的变故才会反思。但实行专制主义的国王向来不会反思，而是自恋且自大，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都不算数，因为他手握大权，可以制定一些法律政策，可以制定社会规则，甚至对一些人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然不会听别人说话了。按理说，即便实行专制主义的国王，也仍然要为老百姓做事，因为老百姓大多是农民，种地养活了权力系统，养活了专制国王，国王就要保证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不受破坏，保证农耕文明持续发展。但专制主义国王向来不会这么善良，也不会同情底层老百姓，而是自视甚高，始终拼命搜刮，致使底层老百姓衣食无着，即便在丰收的年景下，他们也吃不饱，穿不暖。但老百姓不能反抗，因为反抗的成本比起忍受的成本要大得多。衡量再三，他们还是忍受为妙，越是忍受就越是纵容，起码纵容了国王的专制主义思想，让专制统治更加残酷。老百姓的忍受和国王专制统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也充满了悖论。当老百姓忍受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为了生存而反抗，要推翻专制国王的统治，起码要混口饭吃。这么低级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可以证明国王的专制主义是多么残酷。
国王应该让老百姓智慧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些生存的基础，还要鼓励发明创造，以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但专治国王向来不会提高老百姓的智力水平，而是想方设法搞愚民政策，宁可让老百姓普遍愚昧，也不会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他从传教士口中听说中国人把法律比作一张网，便对中国百姓的凄惨处境悲悯不已：“百姓是网中之鱼，鱼既在网，纵然能够游动，哪里有自由可言！”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专制的皇帝非常多，大搞愚民政策，就是不让老百姓读书，即便乾隆时期，皇帝明明知道外国已经进行了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会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甚至更加封锁消息，强化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弄得老百姓愚昧麻木。老百姓忍受奴役和剥削，却无法翻身得解放，连同“耕者有其田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就更别提其他的社会理想了。他们被统治阶级宣扬的儒家思想改造，被迷信思想洗脑，最终迷信神灵和命运，还要遵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最终只能在社会底层拼命挣扎，却无法获得优质社会资源，而这种处境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国王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历朝历代的皇帝要达到的目的。
奉行专制主义的国王想要自己说了算，而且一言九鼎，覆水难收，不想让别人置喙，也不想让别人参与一些大政方针的讨论。越是这样，越能显出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也越容易造成历史的悖论。这样的国王越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弄得越是混乱。秦朝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证，通过严酷的刑法来治理天下，最终弄得怨声载道。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统治根基就被撼动了。秦朝的皇帝都想治理天下，也都想让国家繁盛起来。但通过专制主义的治理，最终弄得国将不国。贝内尔的《宗教改革史》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轶事，说具备雄才大略的亨利八世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凡是预言国王驾崩之人就犯有“叛逆罪”。孟德斯鸠评价说：“专制主义已经可怕到连施行专制主义的人也受到害处。在这位国王最后一次患病时，医生们怎样也不敢说他已病危。”因为医生说了真话之后，就犯有“叛逆罪”。如此来看，专制主义者简直是自掘坟墓。就好像商鞅变法成功之后，最终死于自己的新法。作茧自缚这个成语用在他们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古代的皇帝大多奉行专制主义，但并非完全专制，而是有自己的智囊团，有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但致命的弱点是，他们从来不贴近民间，不了解老百姓真实的情况。很多朝廷官员只是报喜不报忧，糊弄着皇帝玩，却并没有把真正的民生报给皇帝。皇帝基本上不出皇宫，当然也就不了解民间的情况了。至于外戚篡位、宦官专权就更是专制主义的弊端了。因为谁掌权谁说了算，外戚掌权外戚说了算，宦官专权宦官说了算，皇帝成了一个傀儡，甚至在很多官员的心目中，皇帝就是一个可以定期朝拜的牌位，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皇帝自身有很大的认知局限，却不能让别人说，因为别人说皇帝的缺点或毛病就等于指责君主，有犯上的嫌疑。即便唐代设置了拾遗这样的官职，专门找民间的一些问题汇报给皇帝，也不敢当面指责皇帝的错误。皇帝已经把自己捧上了天，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还要以孤家或寡人自称，象征着天下独一无二，只能有光辉的一面，不可能有错误的一面。但皇帝也是人，不是神，也有缺点和毛病，甚至有特殊的嗜好，比老百姓的道德水平高不到哪里，甚至比老百姓的道德素质还要低，却不能被指责，不能被明说。皇帝的专制最终要靠权力实现，要让老百姓服服帖帖，而不能让老百姓智慧起来，更不可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皇帝以及官员都声称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只不过通过强化群体的名义，增强了手中的权力而已，当然也增强了专制主义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