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三角议事厅 | 长江经济带指数分析②协同能力整体弱
在经济发展能力领域，从空间分布来看，前十榜中有六个城市（上海、杭州、无锡、苏州、宁波、南京）位于长三角地区，四个城市（重庆、成都、武汉、长沙）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稳居第一的上海在综合GDP水平、利用外资总量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方面在长江经济带中占据绝对龙头地位。
后十名城市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指数差距较小，且以云南省的城市居多。云南省的保山、普洱、丽江、临沧和昭通五个城市的综合GDP水平、利用外资金额、制造业500强总部数量以及银行支行数量等与目标值均相差较大，尤其是利用外资金额和制造业500强总部数量方面。可见在经济发展领域云南省需挖掘这五个城市的特色、加大力度提升其吸引外商投资和制造业500强总部落地的基础配套设施和优惠政策。
在科创协同发展领域，前十名中有六个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其余四个城市（武汉、成都、重庆、长沙）均是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的省会城市。第1名上海的创新协同指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南京的经济协同发展能力位于第10名，但创新协同发展能力十分突出，仅次于上海，位于第2名。
后十名城市均处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创新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相差微小。其中有六个城市集中在四川省，这六个城市财政科技支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以及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等均与目标值相差较大，创新协同能力较为薄弱，还未形成稳定的创新合作网络，说明四川省在创新协同发展方面要加强成都对眉山、广安、广元、巴中、雅安和遂宁六个城市的辐射效应，减少虹吸效应。
在交流服务领域，前十名中有五个城市（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位于长三角地区，五个城市（成都、武汉、重庆、长沙、昆明）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空间分布相对较为均衡。从具体指数看，上海交流服务能力处于长江经济带首位。杭州的交流服务协同能力稳居第二名。成都、武汉、重庆、长沙、昆明等五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在交流服务协同能力方面表现突出，体现了在交通与信息交流方面的枢纽地位。昆明在新基建数量、互联网用户数量相比其他城市明显较少，但在机场客货运量方面远超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
后十名城市中有五个位于云南省，分别是玉溪、丽江、临沧、普洱和保山。这五个城市除了交流服务协同能力较差外，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也较落后。受地形、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目前临沧、普洱和保山三市的铁路班次数量为0，城市新基建数量刚实现零突破，且互联网用户数量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相比均较少。云南省这五个城市要想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大背景下受益，就需突破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进一步提高其人员、信息等方面的对外交流能力。
在生态保护领域，前十名除舟山外，其余（保山、安顺、六盘水、南充、赣州、丽江、巴中、遂宁、抚州）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指数变化微小。舟山市生态保护协同能力处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首位，缘于舟山市作为海洋开发试验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有效行动。保山市的空气质量AQI指数为43.08，高于目标值10，但是其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远高于目标值、单位GDP耗电量和单位工业产值污水排放量均低于目标值，这些因素综合，导致排名靠前。
后十名城市（盐城、咸宁、宿迁、宜宾、眉山、黄冈、马鞍山、孝感、荆州、铜陵）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均有分布。从具体指标看，安徽的马鞍山和铜陵生态协同能力均较差。在安徽省环境督察工作的指导下，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的生态保护工作均取得一些成效。但马鞍山作为中国七大铁矿区之一，产业结构偏重工业；铜陵煤矿资源丰富，能源结构偏煤，区域固有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盐城、铜陵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排名严重靠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需要重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风险，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改变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榜单为排名后十的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方面敲响了警钟。
综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往往也具有较强的交流服务能力，交流服务能力强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交流服务能力的改善并没有在生态环境领域得到更多有效的投入与转化应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倾斜力度不够。因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迫切需要加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交流服务领域与生态支撑领域的协同发展。未来需制定更加有效的协同发展举措，借助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生态创新等多元手段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关系分析
（1）空间集聚效应
对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指数进行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全域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协同能力以及经济、生态领域呈现显著的邻近扩散效应，一体化特征显著。但科创、交流领域，呈现显著的集聚袭夺效应。
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并非处于随机的状况，而是在空间上趋于集聚，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现象明显；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经济协同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协同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同样是在空间上趋于集聚，长江经济带经济协同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协同能力存在空间、区域上集聚的现象，这两个领域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而长江经济带城市在科创协同发展水平和交流服务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却不明显。由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主要靠吸引外部资源和人才，因此没有形成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在交流服务领域中，“虹吸效应”使得资源和要素进一步流向高首位度城市，因此交流服务领域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也难以形成。未来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的发展在科创协同发展能力和交流服务协同能力上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2）空间异质性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分析报告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图2）。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中，4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与临近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之间的4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
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落110个城市的空间异质性明显。其中：东部长三角地区以高水平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会邻近地区以高低水平并存的极化为主，其它地区则呈低水平集聚态势。
具体而言，落在第I象限的大部分都是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等，属于“高-高”组合，这些城市属于城市分类中的龙头城市、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区域中心城市。这类城市很好地践行了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自身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城市实现共同发展，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成功样板。
落在第III象限的城市则恰恰相反，基本位于中西部地区，如眉山、昭通、乐山、雅安、普洱、荆门等，属于“低-低”组合，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中排名靠后，属于城市分类中的地方一般城市。这类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不高，囿于东、中、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并且周边缺少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往往成为限制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短板城市。
第IV象限城市多为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如成都、武汉、重庆、长沙、合肥、昆明、南昌、贵阳等，属于“高-低”组合，这些城市本身协同发展能力高，但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一般，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中排名靠前，属于城市分类中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区域中心城市。这类城市大多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其首位度均偏高，城市发展要素和资源过于集中，不仅不能辐射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反而会抢占周边城市的优势资源，限制周边城市的发展。由于公共资源过于集中，这类城市往往发展成为单极核心城市，并与周边城市的差距逐渐拉大。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中，这类城市必须改变发展思路，辐射和引领周边城市共同实现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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